诸葛亮写《诫子书》的动机可从以下角度分析：

一、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

历史背景

该书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，正值三国鼎立时期，蜀汉政权面临内部分裂与外部压力。诸葛亮作为核心决策者，深知国家兴衰与人才培养的紧密关联。

个人境遇

诸葛亮一生致力于国家事务，常年征战与政务繁忙，无暇亲自教导儿子。临终前，他通过家书传递治学、修身理念，既是责任传承，也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。

二、核心教育理念

修身养性

诸葛亮强调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，认为只有心境宁静、生活节俭，才能培养品德与远大志向。他以自身淡泊名利、专注事业的经历，劝勉儿子摒弃浮躁，追求精神上的澄明。

勤学立志

书中反复论述“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”，指出学习需心无旁骛，才能积累才干；立志则是学有所成的根基。诸葛亮通过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的警句，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目标的统一。

三、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

家训典范

《诫子书》作为古代家训的代表作，开创了以文字形式传承家风的传统，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哲学智慧

其“躁”与“静”的辩证关系，成为中华文化中关于心态与行动的经典论述，被历代学者与实践者反复借鉴。

综上，诸葛亮写《诫子书》既是个人对子女的教诲，也是对蜀汉后继人才的战略布局，其思想内涵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。